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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调查 |
《焦点访谈》：户籍制度怎么改 在各个城市都有很多外来人口，很多人在新家园生活工作很多年，房子也买了、孩子也生了，可就因为没有当地户口便不能扎根落户，就医、住房、养老、上学也都会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作出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部署，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更提出，要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那户籍制度到底要怎么改呢？日前记者专访了公安部有关负责人。
新华社会群体性“高压锅”现象调查 本网讯北京１２月２４日电 职场过劳，学业负累，家庭重担，情绪郁闷……过去的一年，这些是否是你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真实感受？“压力山大”是否成了你挂在嘴边的无奈调侃？ 当“你幸福吗”成了２０１２年最热门的追问时，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群体性的焦虑和压力。我们的压力从何而来？我们又该从哪儿寻找“减压阀”？ “压力山大”面面观 “没压力的人是幸福的，有压力的人各有各的压力。”这是在网上流行的一句调侃。虽然并非人人身处“高压锅”，但当记者带着“你压力大吗？”的提问随机采访了职场白领、公务员、淘宝店主、农民工和小学生等群体时，答案绝大多数都是肯定的。 ——“加班压力大，不加班压力更大。”３８岁的史正阳是上海一家传播公司的客户总监，作为“白领”中的“金领”，他的工作节奏是一般人很难想像的：通常一天接洽六七个客户，在十个会议中赶场，遇到赶项目时，经常加班到下半夜。 “公司审视你，团队仰望你，我停不下来。”史正阳坦言，职场的竞争和往上走的追求让他神经始终保持高度紧张，而没完没了的加班也让身体超负荷运转。 ——“三十而立，我不能让别人落得太远！”在某省会城市开发区工作的“７０后”公务员小陆对记者说。“同学聚会大家谈的位子、房子、票子，一衡量差距就出来了。” 小陆说，他现在是“五加二、白加黑”工作模式，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孩子快两岁时就送到幼儿园去了，是那种周一送去周末接回来的寄宿制。孩子有次对我说，‘爸爸，你能每天接我吗？’我听了心像针扎似的！” ——“我几乎没睡过踏实觉，每天都在做梦，每个梦都和店有关。”２８岁的网店店主张宁开着一家销售母婴用品的网店，每天睡觉都守着电脑，音量调到最低，一有买家招呼马上起身应答。 张宁说，开网店前她在一家公司做销售，本是想辞职回家照顾孩子，可现在事与愿违。“网店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总想着把它拉扯得更好。前阵子接买家的电话太多，说到腮帮子疼，下颌骨头发炎。” ——“挣更多钱，弟弟才有上大学的费用，我才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２０岁的安徽女孩小叶是上海一家代工“苹果”手机生产线的作业员，白手套在流水线上来回翻飞，一小时里至少要为１４０部手机装上细小的薄片，每天工作十个半小时，超过８小时外的两个半小时计作加班，工资是平时的１．５倍。“我今年已经给弟弟寄去１．５万元了，还想再挣些钱以后在城里开个店。” ——“一周五天上课，一天特长培训，剩下一天复习所学内容。”１０岁的小潇今年四年级，“家长老拿我跟院子里的小朋友比，希望我什么都能超过别人，我觉得很累。” 重压下的“负能量” 从懵懂的小学生到职场“金领”，适度的压力能够催人奋进，持续重压却会给个人、家庭、企业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负能量”。 一项“２０１２年关爱职场白领、关注白领健康调查”显示，２／３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危害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中，工作压力居首。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和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等的调查显示，过大的压力导致“未老先衰”“过劳肥”“过劳死”等情况，许多“职业病”成为“常见病”。不少职场人戏称“薪水没涨，腰围涨了；职位没高，血压高了；业绩不突出，腰椎间盘突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介绍说，２０１１年中国有近百万新增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心梗等传统“中老年疾病”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上升。患者大多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和竞争的压力下，吸烟酗酒，生活、饮食不规律，身体时常处于疲劳状态。 身累的同时还有心累。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毛群安说，“２０１１中国企业员工健康行”的调查结果显示，７８．９％的企业员工有过“烦躁”情绪，５９．４％的人感受过“焦虑”，３８．６％的人觉得“抑郁”，也有６．２％的人出现过情绪失控的状态。产生这些压力的来源多与工作有关，“工作负荷太大”、担心“事业发展”是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说，当人们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时，这就意味着社会不健康了。我国目前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导致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社会关系等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调”，并对个体产生了不同种度的影响，通过压力、焦虑、挫折等表达出来的各种负面情绪加剧。 “压力过大，社会失调，究其根源还在于以人为本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人的发展和权利没得到重视。”李迎生说，“如果全社会都片面追求高增长，长期下去是不可持续的，社会可能陷入长期的停滞不前状态。” “减压阀”在哪里？ “对于中国社会人群普遍存在的‘压力山大’现象，既不能轻视，也不可过度解读。”李迎生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缓解国人压力和缓释社会焦虑情绪只能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去解决。 减压首先要从个体做起。一项调查显示，在遇到心理问题时，近４６．９％的人都会自己消化或干脆不当回事，真正会求助心理医生的只有３．７％。不少专家认为，每个人都要学会正确排解和释放压力，一旦遇到心理压力过大或情绪困扰，应该积极寻求就医渠道解决。毛群安说，现代都市人有着各种减压方式，比如运动、娱乐或者到一些减压发泄场所释放负面情绪，但如果长期精神紧张，心情太压抑，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只有依靠科学疗法，才能真正减压。 减压还需要扭转目前企事业单位忽视员工心理健康的通病，多给员工正能量。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会长韩小红博士认为，企业员工工作效率、工作热情的提高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有形资产。当前，中国企业家对自身和员工健康的忽视，已成为经济实体“木桶”的短板。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跨国激烈竞争，中国企业不能输在最大的资本——“人”的管理上，健康福利机制的建立急需和国际接轨。在做好日常健康促进和管理的同时，加强“心理体检”和对高危群体的健康干预，营造有利于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氛围。 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行动起来拧动公共服务的“减压阀”也势在必行。日前北京市心理卫生志愿服务总队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立，这是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开展心理卫生志愿管理与能力建设的新尝试。 “心理卫生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提供心理卫生保健的重要组织部分。”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指出，在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经受着较大的心理冲击和压力。通过政府购买心理卫生志愿服务，既可以需求补传统公共卫生服务的短板，也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 不少职场人士和相关专家还谈到，缓解群体性压力还离不开政府完善相关保障福利制度，整个社会淡化功利评价标准，鼓励宽容人的多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式焦虑”。
来自基层的中国民生见闻 本网讯北京１２月１９日电 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再次提出厉行勤俭节约，要求基层调研轻车简从不铺地毯、不安排迎送宴请。 又到年终岁末，各地正处于接待高峰期。有哪些浪费陋习急需改变？接待难题如何破解？新华社记者最近来到陕西、内蒙古、湖北、广东等地基层进行调研采访。 一天陪洗八次澡 “约管事人”吃饭不计成本 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这里分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对记者说，年底了，很多部门要过来参观考察、检查验收。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来的人都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温泉，他一天陪洗了八次，整个人都快泡虚脱了。最后一次他都没有更换衣服，直接就在洗澡池子里等客人到来。 “来的都是上级领导，不陪不行，接待拉近感情。”这位副县长无奈地说。 一个星期前，记者在内蒙古一个县级市调研时，接待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当日他吃了四次早餐。“没办法，一大早就得赶场子。”他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位接待办负责人坦言：当地接待是有标准的，每个人早餐标准５０元。他当日吃的最后一顿早餐是按照６个人的标准上的，但客人只有两个，原计划陪吃的３位县领导因陪其他客人没赶过来。“为了凑足每人５０元的标准，花样繁多的主食、各种小菜都有，上一盘煎鸡蛋再上一盘煮鸡蛋，盘子搁不下都摞了起来，３个人能吃６个人的早餐？看着满桌的剩饭真心疼，想打包又不好意思。” 这位在基层做过多年接待工作的“权威人士”介绍，接待“下来”的客人，比起地方干部去上面见“管钱管项目”领导产生的浪费，可谓小巫见大巫。他说，很多地方领导见上面“管事的”人，只要能约出来见面吃饭，无论到多贵的地方消费都不是问题。 车队接送到“城门”外 礼品乔装“办公用品” 唐师傅在陕西一地级市直机关当了３０多年司机，他说自己见识了各种夸张奢侈的迎来送往。“前些年我是车队的领队，每天都要送客人。警车在前面开道，有的还通过大喇叭喊着‘让开让开’，后面的车辆齐刷刷地打着双闪，一路绿灯。” 他说，那阵势很“气派”，一般他们都要把客人送到地界边上，最远的要送上百公里。到了地界边上，领导们下车挥手告别，而下一个地方的迎接车队已经早早地在那里等候。 如果说车队迎送是明显的“铺张”，互赠礼品则是隐形的浪费。一些地方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向记者透露，送礼品已经成为接待必须要走的程序。不少地方给一般的客人会送上地方特制的礼品，比如，印有当地特征的瓷器、雕塑等；送给有一定级别的客人，要拿出上等贵重的土特产、艺术品；还有送ＩＰＨＯＮＥ等电子产品的。 湖北省东部一位分管财务工作的领导说，一些过度消费的礼物开支，多是以办公用品的形式开具发票来冲账。这些开支最怕归类分析。一归类你会发现：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每年会买十多台打印机。 接待积弊根子深 节俭新风需“硬约束” 湖北省某地级市接待办主任告诉记者，一般来说，有的上级多喜欢到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县市调研，这些地方平均每天都有两三个接待；周末更集中，不仅有各级领导调研，还有领导及其家人来休闲度假。湖北省一些经济条件较好、有风景名胜的乡镇都设了接待办主任，专人负责接待工作。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反映，接待是政治任务，只要有上级领导来或者重要的招商活动，上级部门就会专门下通知要求做好接待，包括饮食、住宿、后勤保障、礼品等。按照被接待人员级别、社会地位的不同，接待分不同档次。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分析，公务接待铺张浪费是中国行政文化中长久的积弊，一些地方错误认为靠接待出政绩，公务接待甚至成了某些领导干部用公款来“拉关系”“走后门”、建立与上级个人人际关系的方式。由于公务接待约束机制不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督查不严，致使不少规定变成空文。 肖俊说，不少地方已经在践行“食堂供午餐”培育节俭新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出行轻车简从、不封路、吃自助餐等做法体现出一种不浪费、倡节俭的新工作作风，这对改变崇尚铺张浪费的官场文化积弊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他建议，要从财政上对公务接待进行硬约束，对行政开支要进行严格的预算决算和审计审查，把每一分钱都列到预算范畴，没有了随意支配行政资源的机会，接待浪费的乱象才会收敛。
构筑安全交通体系迫在眉睫 —写在首个交通安全日 本网讯北京１２月２日电 每年２１万起道路交通事故，６万余人死亡……中国疾控中心伤害防控室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各类伤害死因中道路交通伤害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一位伤害死因。 首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来临之际，如何构筑安全的交通系统，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课题。 细节致命：魔鬼都在细节中 在北京最繁忙的交通路口之一——北京西单与长安街交口，穿越马路必须要走地下通道。可无论是早晚高峰还是其他时间，总会看到有人不顾交通安全指示，不闻交通协管员的哨声警告，横穿车流过马路，不时引来刺耳急刹和鸣笛声。 “见缝插针、乱穿马路”的行人、“随意变道、鲜有礼让”的司机，这是当前国内很多城市交通现状的真实写照。 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显示，近年来，８０％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因交通违法导致，其中超过两成的违法行为是闯红灯、不按车道通行、违反禁令标志等“小节”。 “小节致命”触目惊心：１至１０月份，全国因闯红灯肇事造成死亡７９８人；因违反道路标志线肇事造成死亡２６１５４人；因机动车未礼让行人肇事造成４２９人死亡；因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肇事造成１６１人死亡。平均每天２.６人死于“闯灯”、８６人死于“越线”、１．４人死于“不让”、０．５人死于“强占”。 “我国从自行车王国向汽车王国骤然转变，虽然技能转变过来了，但汽车观念和文化却没有建立。”长期研究交通安全的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刘攀教授认为，细节致命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安全意识的人们对交通规则的群体性漠视，这让中国人看起来更像在“骑着汽车”。 事实上，有关法律并非缺少对细节的规定，但在执行上却遇到尴尬。长沙市雨花区交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杨志辉给记者举例，比如机动车闯红灯按规定驾驶者要被扣分罚款，但实际上并非所有路口都有电子警察抓拍；行人闯红灯等虽然按法律规定可以处５０元以下罚款，但在实际中难以执行。“不承认、没钱、编造身份的都有，我们只能批评教育。” 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指出，交通安全的魔鬼都在细节中，看起来是小事，又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常怀畏惧、遵守规则，交通安全就能成为每个人的护身符，继续漠视只会让人人都成为“马路杀手”。 路权失衡：人车争道埋隐患 每天上下班高峰，南京城区的太平北路总是格外拥堵。由于沿线正在修地铁，占用了很多道路资源，部分路段非机动车道不到一米宽。南京市民乔醇骑车上班经过此地往往“不得已”窜上机动车道，时有险情。“走这样的道，不是逼着人去违法吗，还谈什么交通安全！”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调查显示，在造成交通秩序混乱原因的多重选择中，５９％的人认为是“人车争行”，４１.８％的人认为是“道路规划不合理”，３１.４％的人认为是“城市功能区规划不合理。” 公安部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城市缺乏科学规划，道路建设滞后，公交分担率低，道路、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方注重短期建设，忽视长期影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造成一些道路交通拥堵“瓶颈”和安全隐患路段。 “城市规划设计不合理是造成交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余凌云说，很多城市功能区设计不合理，没有考虑社区居民出行便利。比如，北京市天通苑、回龙观等地居民，上班路途远，开车只能走一、两条道路进入中心城区，早晚高峰难免堵车。 同时，一些环线、立交桥进出口设计不合理，标识不明确等问题也饱受诟病，被认为是影响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位于北京西二环的天宁寺桥是很多司机的“噩梦”，来自长安街、西客站、京开高速、三环路等车流汇聚于此，桥上几乎“终年拥堵”。 道路规划只有更科学，才能更安全。刘攀表示，目前我国道路资源日益稀缺，行人与车争抢路权的矛盾加剧，如何平衡，考验管理者的智慧。从各地实践来看，交通管理者往往更多考虑机动车的路权，行人和非机动车经常处于弱势。 不安全的路在农村更为突出。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１年，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４１０万公里，其中农村公路通车里程３５４万公里，占８６％。由于道路标准低、安全设施不全等原因，２００３年以来，一次性死亡１０人以上的重特大交通事故超过半数发生在农村公路。 管理滞后：交通安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合肥市民夏先生已有五年驾龄，近年来所在城市一系列“畅通工程”上马，可他却感觉路仍然难走。“每天上班我都得在一个路口堵上半小时以上，因为四条车道的马路只设了一条左拐弯道，这种情况至今已快一年，交警部门怎么就不管管呢？” 国家车辆驾驶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金会庆教授指出，虽然近年来各地交管部门应对交通安全投入很大，招数层出不穷，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关键在于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手段。 比如目前对驾驶人管理应该区分普通驾驶人、职业驾驶人等实行分类重点管控。解决车路矛盾，在拓宽道路架设立体交通的同时，更应注重现有道路资源的盘活，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的密度是否合理，信号灯长度是否超过交通流量要求，立交桥和环路上下出口距离是否合适等，只有打通城市道路的“微循环”，才能真正保障交通安全顺畅。 余凌云说，同样是华人社会，香港的人口密集程度和私家车拥有率超过很多内地一线城市，交通环境却好得多。原因是上下班搭乘公交不开车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加之香港公交网络立体无缝对接、快捷便利，这十分值得内地借鉴。 受访的多位专家和管理人士指出，解决交通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定位不清、政策短视的问题。只有搞清楚城市发展方向，规划才能有长远眼光，交通安全政策才能保持稳定。 “道路通畅、低事故，是评价交通安全的基本目标，也是基本民生需求。”金会庆说，交通安全日敲响的不仅是全民树立交通安全意识的警钟，更是城市管理者破解如何营造交通文明环境难题的新起点。
警方披露民警导演假抢劫案始末涉案民警办案时与人发生口角，策划假抢劫案后将其射杀；家属已提请对疑犯做精神病鉴定 ■ “深圳一警察制造假案枪杀‘劫匪’”追踪 本网讯备受关注的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民警李才坤策划假抢劫案一事，昨日记者从参与办案的一位高级警官处获知此案事发经过部分细节。27日晚，此事件在微博上率先被披露，深圳市检察院官方微博27日确认民警李才坤涉嫌故意杀人。目前，该案已由深圳市公安局移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据李才坤的一位同事透露，其家属已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对李才坤的精神病鉴定，但截至目前还未出结果。 ■ 事件还原 办案被人挑衅策划假案谋杀 昨日，记者来到事发地点爱南路与龙岗大道交叉口，周围树木茂盛，人流量少。据附近居民称，7月1日晚上八点多，听到了枪声，不久，就有警察前来勘查现场，在树丛里搜寻弹壳。 那么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昨日，一位参与办案的高级警官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了该案的详细情况。 事因 假报警案结下言语冲突 7月1日凌晨0时58分，龙岗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接到一名男子用手机打电话报警，称在龙岗街道南联天桥附近被人抢劫，报警人不肯讲真实姓名，并辱骂接警员。 巡警凌晨1时许赶到报警现场。经过查找，在南联天桥附近人行道上发现一名光着上身的男子，询问其是否报警被抢劫，该男子不予理会，并往旁边在建工地逃跑。民警从其身上发现一张手机卡，还有一部没有手机卡的手机。民警将手机卡放入手机，通过龙新派出所值班室核实，发现正是这名男子报警。 此时突然走来一名前胸、后背、手臂大量文身的男子班某，自称是报警男子的堂哥，承认是其堂弟报警被抢劫。班某对现场处理此事的巡逻民警多次挑衅，并警告民警不要处理其堂弟班某影。出警民警于是将二人带回龙新派出所，交给值班民警李才坤等人调查。 经查，报警男子叫班某影，1984年1月出生，广西天峨县人，在龙岗街道一家工厂打工。其堂哥班某为无业游民。 经过调查，当日二人饭后，班某影钱花光了，十分懊恼，辱骂过往路人，并报假警被抢劫。最终，直接打电话谎报警情的班某影被治安拘留五日，违法证据不足的同伙人班某教后释放。 据悉，李才坤在询问班某时，班某声称在广西打架伤人服刑五年，并露出身上的多处文身炫耀，警告李才坤不要处罚他，否则出去后一定不放过李才坤。 策划 谋杀前策划假抢劫案 据李才坤一案办案警官介绍，李才坤据此产生了要杀害班某的想法。他来到辖区找到一名办假证的女子，让她在指定时间出现在爱南路附近。该女子迫于有把柄在李手中，被迫自称被班某抢劫，李才坤接报警后追击。 7月1日晚8时20分，龙新派出所将班某释放，仍在上班的李才坤觉得时机已到，开私家车以商量班某影的事为由，在派出所院外接上班某，开车到龙岗街道爱南路附近让班某下车，然后自己下车徒步追上班某，掏枪射击致班某当场死亡。 随后，办案人员称，该女子之前并不认识李才坤，得知班某被射杀，进而吐露实情。该女子以假报警案为名治安拘留，早已释放。 案发 警方发现疑点刑拘疑犯 据悉，龙岗公安分局获悉情况后，立即报告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并迅速派出刑事技术人员和监察人员到场核查，经过核对视频、时间等发现疑点。 深圳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侦查支队当日将该案立为故意杀人案进行侦查，李才坤即日依法被刑事拘留。7月11日，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李才坤。8月13日，该案移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据悉，案发后，深圳警方已对死者家属做出补偿。 ■ 焦点 1 涉案警察有无精神病？ 媒体爆料称其有家族精神病史 1984年出生的李才坤已婚未育。妻子是他的同学，现在龙岗某公司上班。据悉，李是独子，案发后，李的父母来到深圳，一度十分憔悴。 昨日有媒体称，李才坤有家族精神病史，其奶奶就曾因为病发自杀身亡。李才坤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昨日下午，李才坤的同事对新京报记者说，“他平时在所里没有什么奇怪的表现，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有精神病的。” 该警察说，李才坤自2008年1月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龙岗区公安局龙新派出所，工作至今。平时他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唱歌很好，但性格孤僻，不是那么合群。也有同事反映，李平时工作争强好胜，表现力强。 但该警察觉得李在案发后有些不正常。他曾在看守所见过李才坤，他问李：“你怎么干出这么愚蠢的事情？”当时，李冲他一笑。“很单纯地那种笑，没有表现出恐惧”。李甚至还问，“我任务已经完成了，什么时候出去？” 他透露，李才坤家属已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对李才坤的精神病鉴定，但截至目前还未出结果。“所以，目前不能认定他是精神病。” 此外，有人质疑案发是晚8时20分，已是下班时间，为何李才坤还持有枪支？办案警官介绍，李才坤是办案队的巡警。按照规定，上班后，他找到枪管员拿了枪佩戴在身上。而且，案发时间正是李才坤的值班时间。 2 动机是立功还是被激怒？ 警方称，晋升需笔试、面试以及考虑资历 争强好胜的性格会不会是坊间传闻的立功动机？参与办案的高级警官称，案发前，李才坤一直在龙新派出所办案队工作。但他平时表现一般，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按照当地规定，晋升需要经过笔试，面试，并要看资历。立功只能占资历中的一部分。“即便他立功了也得不到晋升。” 该警官判断，李才坤的杀人动机更应该是被激怒。“但这不算是激情杀人，显然是有预谋的作案。”据警方调查，死者班某在离开派出所前对李才坤放言，“你敢抓我，出去我要找人干了你”等言语激怒了李才坤。 该警官也承认，在基层办案民警中，经常会遇见被威胁恐吓的情况。为什么李会采取这么极端而且有预谋的措施？该警官说，“对我们大家不是个事儿，但对他是个事儿。” 据了解，李才坤平时在所里并没有和同事发生过剧烈的冲突。 对此，记者联系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洪道德，据他分析，涉案警察丧失理智，不是一种职务行为了，他已经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不能说就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就有超出一般人的个人素养。这个警察没有一种对人权、对生命的尊重感，这是他最缺失的。 据他推测，他可能是想借假象立功，一举两得，既干掉他所嫉恨的人，又给自己的工作制造一个业绩。他是比较冷静的，他在实施犯罪的时候就对案发以后的调查做好了一些安排，他有很多反侦查的预防措施。
高额“履约保证金”有去无回 婚宴取消消费者照样埋单
婚宴行业“霸王条款”为何屡禁不止
预定婚宴，消费者须在确认场地时，支付相当于租金、食品、饮料酒水费用总额的50%的金额
婚宴前一个月内取消的，婚宴费用将100%作为赔偿金
不聘请婚宴酒店方提供的婚庆公司，要给酒店一笔损耗费
“预定婚宴，消费者须在确认场地时，支付相当于租金、食品、饮料酒水费用总额的50%的金额”；“婚宴前一个月内取消的，婚宴费用将100%作为赔偿金”；“不聘请婚宴酒店方提供的婚庆公司，要给酒店一笔损耗费”……
近来，上海不少到酒店预定婚宴的消费者都会在合同中看到这些条款，在婚宴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而上海市消保委法律专家认定这是典型的“霸王条款”，为此，专门约谈涉嫌的“问题企业”。
上海市消保委人士认为，婚宴行业的“霸王条款”是普遍、长期存在的现象。上海将在整个行业中开展相关自查和检查，相关部门将联手规范全市星级酒店的婚宴合同。
“消保委约谈事件”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金威万豪酒店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酒店企业，总部在美国。最近，因为其婚宴合同中含有“霸王条款”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该酒店与消费者签订的“婚宴协议书”中规定：消费者必须分三笔提前支付“不可退还的履约保证金”的条款，如消费者须在确认场地时，支付相当于租金、食品、饮料酒水费用总额的50%的金额，作为“第一笔不可退还的履约保证金”，婚宴前三个月须支付总额30%的第二笔费用，剩下第三笔20%的保证金必须在婚宴前一个月支付。
此外还规定：距婚宴开始日1个月内取消的，酒店将向您收取本次活动预计总费用(食品、饮料酒水、场租等)的100%作为赔偿金。距婚宴开始日1个月至6个月内取消的，酒店将向您收取本次活动预计总费用(食品、饮料酒水、场租等)的80%作为赔偿金。距婚宴开始日前6个月以上取消的，酒店将向您收取本次活动预计总费用(食品、饮料酒水、场租等)的50%作为赔偿金。
这一“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受到消费者的质疑，也引起上海市消保委的关注。7月13日，市消保委专门约谈金威万豪酒店等婚庆行业多家“问题企业”。
酒店方称，已经对原先不合理的合同条款进行了改进，但之前的婚宴合同不含有“霸王条款”。“所谓霸王条款有两个特征，一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二是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这两个特征我们都没有。”另外，客户违约，预留的场地被闲置，酒店事先收取履约保证金避免损失难道不合理吗？
上海市消保委法律与研究部主任唐健盛指出，如果酒店和消费者充分协商的话，消费者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去接受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呢？而“履约保证金”是酒店方面自己的提法，目的是想钻中国法律的“空子”。因为中国法律规定，定金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不予退还，但不得超过合同标的的20%。“酒店的确有防止损失扩大的权利，但应以采取措施后的实际损失为限，不应高于基于合同获得的净利润。现在要消费者承担相当于合同价款50%至100%的违约赔偿金，明显加重了消费者责任，有违诚信原则。”
“霸王条款”普遍存在
统计显示，上海今年预计有15万对新人结婚。新人数量多，婚宴资源相对稀缺，在“一桌难求”的市场下，有的酒店就借机把“霸王条款”和不合理做法强加给消费者，此种现象并非金威万豪一家，也并非婚宴一项的问题。
沈女士的儿子去年9月在浦东某五星级酒店预订了婚宴，当场预交4万元订下17桌，后因个人原因不能如期举办，酒店同意取消，但拒绝退还预付款。沈女士想要交涉，却发现协议中早有“规定”：“活动预订一经确认，酒店将收取人民币4万元作为定金(约为此次宴会消费的50%)，为确保婚宴顺利进行，此定金不予退还，结算时可作为预付金。”双方在协议中还约定如果本次活动取消或延期，酒店将收取人民币4万元作为违约金。据此，酒店以按合同行事为由不予退款。
记者走访时发现，不少酒店还通过婚宴捆绑婚庆服务的潜规则来“捞油水”。杨小姐今年6月预订了人民广场附近的某四星级酒店婚宴，酒店在合同上写着：“酒店自带婚庆服务，如果消费者选择其他婚庆公司，要支付2000元的入场费”。理由是“其他婚庆公司入场，可能会造成刮花墙壁等损失”，因而收取一定“补偿费”。杨小姐无奈只得请了由酒店指定的婚庆公司。但当天这家婚庆公司的服务水准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化妆师技术粗糙不说，摄影师更是拨一拨动一动，引起两位新人和亲属的强烈不满。
婚宴合同亟需规范
在上海市消保委和媒体舆论强大压力下，金威万豪终于认错，并向市消保委递交了《整改报告书》。报告书称，经过7月13日的约谈，酒店对婚宴合同已进行自查，也认识到部分条款有欠合理、合规之处。现已根据消保委对婚庆行业霸王条款的点评及劝谕要求，对酒店的婚宴合同进行相应修改，并承诺在新合同使用后，如有合同执行中的消费者要求更换新的合同，酒店会进行相应安排。同时，酒店也将依照中国法律积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婚宴合同中的各种纠纷。
上海市消保委常务副秘书长陶爱莲认为，婚宴行业的“霸王条款”是普遍、长期存在的现象。金威万豪酒店合同文本的整改，实际上对整个行业也有示范和积极的推进作用。不少旅游酒店行业内的企业在各种宴席预定，特别是年夜饭等紧缺时段酒宴的预定方面，也存在类似问题。金威万豪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对自身不合理条款的改正，也将对整个行业起到积极作用。
陶爱莲透露，上海市消保委已与旅游主管部门初步沟通，将在整个行业中开展相关自查和检查，接下来市消保委将和市旅游局联手规范本市星级酒店的婚宴合同。
廊坊二建及北京圆冉公司“欠薪”数十万 谁来负责？  由香河建设局清算办出面协调，北京圆冉向孝感建筑工程队开具了工程结算单，总计33.9万元。
近年来，恶意欠薪案件时有发生，辽宁沈阳市“恶意欠薪入刑”第一案9月4日在该市苏家屯区法院一审宣判：一包工头恶意欠薪近1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２万元。
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行为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入刑。劳动者的合法财产权益，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2月5日颁发了4号文件，要求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尽管如此，在法律及中央文件面前，恶意欠薪事件仍在上演。
近日，有读者向“监督热线”反映，河北廊坊二建及北京圆冉公司无故拖欠湖北孝感籍劳务工程队等工人去年的数十多万工资，至今仍未给分文。
33万工程款无影踪 无故缩水到25万
据此读者反映，2011年7月，湖北省孝感市建筑工程队，与廊坊市香河县香城丽景1、2号楼的转包商北京圆冉建筑公司（以下称北京圆冉）就该楼内墙粉刷达成协议并签订合同。合同规定，工程施工总面积34600平米，单价14元每平米，总工程款484400元人民币。
协议显示，圆冉方签字负责人叫李德明。工程总承包商是廊坊二建工程公司，王强是廊坊二建下属委托法人代表，负责二建对该工程总承包。工程开发商“荣盛地产”为上市公司。
为了鼓励工人提高劳动效率，北京圆冉曾承诺春节前提前支付25万元工资，让工人回家过年，节后继续施工，并结清余款，可直至除夕夜也未支付分文工资。工人过完春节返回工地，北京圆冉与承包方却在未通知并在建筑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剩余工程交给其他工程队施工。
为此，建筑工程队曾多次跟北京圆冉交涉，对北京圆冉提出了抗议并保留追究违约责任。半年多来，这批建筑队的农民工往返北京到香河之间，走上了一条的艰难的讨薪之路。
今年6月18日，由香河建设局清算办出面调停，北京圆冉向孝感建筑工程队开具了工程结算单，总计33.9万元，承诺当月全部解决到位。香河建设局清算办负责人均到场作了见证，并且特意拍摄了影像资料。但北京圆冉却执意将最早与工程队签订的合同收回，否则不予支付工资。农民工为了能尽快拿到工资，被迫交还了合同。
虽然开具结算单，答应了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但一个多月过去，北京圆冉仍然分文未付。北京圆冉项目负责人李德明不接电话，农民工找到项目部也见不到他本人。
后来，由香河建设局清算办出面协调，找到了工程第一承包商廊坊二建委托法人代表王强，要求尽快解决这起欠薪事件。该项目负责人王强要求将应付的33.9万元工程款打7.5折，只付工程款25万元，并声称：如果同意该决定，二建可于7月20日前将工程款25万一次到位，如果不同意则免谈。农民工忍痛暂答应了不合理要求。工程款转眼之间缩水9万元，下调为25万元。尽管如此，7月20日协议期限已过，工人至今仍未拿到工资。
后来，廊坊二建负责人又提出要求说，现在只能想办法筹集17万元，计划8月中旬支付，剩余8万等以后再说，可直至今天也仍无动静。
追讨农民工欠薪成了政府部门的“皮球”
就工程款拖欠一事，8月中旬，记者多次致电香河建设局清欠办，一位负责人表示，“我们一直在此前多次积极协调双方的工程款问题，目前也在协调”，而记者致电廊坊二建公司下属委托法人代表王强，他表示，自己已经离开了廊坊二建公司了。当记者追问他，“作为廊坊二建公司下属委托法人代表，现在工程款还没结算，工人一年多没领到工钱，是否自己有责任？”对方挂了电话，不再接听。
记者拨通了香河县政府办电话，一位女姓工作人员表示，“还不清楚这事，会立刻电话给香河建设局清欠办了解情况。”香河县政府办随后回电说，“对方正在筹集款项，解决此事”。随后，记者多次拨通廊坊二建公司总经理殷先生的电话，想就此事得到进步证实，手机均未人接听。
8月20号，记者再次拨通香河建设局清欠办电话询问，对方表示，工程款由总开发商“荣盛集团”来支付，正在办理此事，而此时离双方最近达成的协议期又过了一个月。
8月28日，孝感劳务工程队负责人带着几个工人来到廊坊市信访办反映情况，信访办的负责人指出此事由廊坊市建设局清欠办具体负责。记者再次致电廊坊市建设局清算办，电话中该人表示，“此事由香河建设局清欠办等隶属部门负责，应该找他们。”
而香河建设局清算办出面协调的33.9万元工程款，尽管经过再三协调，已缩水为25万元，但至今仍无下文。
谁应偿还农民工工资 律师说法不一
工人的血汗钱，被政府及工程部门当成“皮球”踢来踢去，以上欠薪事件，到底该由谁来负责？谁来支付农民工工资？又是谁在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记者就廊坊农民工工资一再遭拖欠问题采访几位律师。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时福茂律师认为，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湖北孝感劳务队王圆圆与工人之间是劳务雇佣关系，王圆圆与北京圆冉建筑公司之间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或者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中的一种，北京圆冉建筑公司与廊坊二建公司之间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廊坊二建公司与荣盛地产之间是建筑工程合同关系。应当支付工人劳动报酬的是用人单位北京圆冉建筑公司和包工头湖北孝感劳务队负责人王圆圆。廊坊二建和荣盛地产没有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但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向北京圆冉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本案可能由于工程款没有按时支付导致北京圆冉公司没有能力支付劳动报酬。
结合近日媒体报道的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判决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该案的被告人就是包工头魏某，而不是施工单位沈阳某建筑工程公司，更不是开发商。而沈阳某建筑工程公司并没有支付全部工程款，只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也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4号第三条“因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因工程总承包企业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由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担清偿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责任”的规定，如果开发商“荣盛地产”未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向工程总承包商廊坊二建工程公司结清工程款，应当由开发商“荣盛地产”先行垫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如果工程总承包商廊坊二建工程公司将该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应当由工程总承包商廊坊二建工程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张明国指出，国办4号文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具有强制力，如果开发商“荣盛地产”和工程总承包商廊坊二建工程公司不按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根据该法规的规定，廊坊市和香河县人民政府以及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监察、财政等部门也应当在职责范围内，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相关工作，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佑天律师事务所的吴斌律师认为，本案中的农民工可依法向廊坊市和香河县人民政府以及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反映情况，向开发商“荣盛地产”和工程总承包商廊坊二建工程公司具实全额的主张被拖欠的工资，相关部门应该依法督促开发商和总承包单位及时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如果相关单位不履行清偿义务，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对这些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将这些单位列入黑名单，不予以备案登记，禁止其建筑市场准入。只要当地相关职能部门能积极作为，拖欠农民工工资一定能及时得到解决。
本网将继续关注此事进展。
青岛警方对6名涉嫌打砸抢烧违法犯罪人员依法刑拘
青岛警方今日（19日）凌晨发布微博通报称，经连日来深入调查审查，青岛警方于日前对9月15日抓获的涉嫌打砸抢烧违法犯罪人员依法刑事拘留。“青岛公安”微博将其中3起案件涉案人员处理情况做了公布，6人因涉嫌抢劫罪、涉嫌寻衅滋事罪、放火罪被刑拘。
1人抢劫佳世客商场数码相机等物品被刑拘
通报称，9月15日上午，暂住黄岛区的齐某某在参与聚集活动时，冲进位于黄岛区长江中路的佳世客商场，打砸柜台和商品，抢走数码相机、运动鞋等物品，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9月16日，齐某某因涉嫌抢劫罪被刑事拘留。
4人冲击日系汽车4S店被刑拘 3人有前科
通报称，9月15日下午，李某、孙某某、韩某某和张某等4名外地来青人员在参与聚集活动时，先后冲击两个日系汽车4S店，持械打砸汽车，被公安民警抓获。经查，李某、韩某某、孙某某系有前科劣迹人员。9月17日，该4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1人在日企厂房、日系汽车4S店放火被刑拘
通报称，9月15日下午，外地来青务工人员陈某某伙同他人在黄岛区某日资企业将厂房门前塑料、纸壳等物品点燃，后又在某日系汽车4S店将一辆展销轿车点燃，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9月17日，陈某某因涉嫌放火罪被刑事拘留。
青岛警方今早还发布微博，敦促相关涉案人员投案自首，争取依法从宽处理。微博同时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网站，并希望市民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和视频、图片等证据。
北京律师赴江苏办拆迁案被打
北京律师李长青在代其他律师处理一起江苏常州的拆迁案时，被一伙自称拆迁公司的人控制人身自由并殴打。昨天，李长青通过微博披露此事，记者获悉，常州马杭派出所接警并立案，目前尚未通报此案进展。
律师被拘禁殴打
李长青称，8月27日上午10点，他接到朋友李刚律师的电话，说自己代理的江苏常州武进区湖塘镇后谈村谈忠义家房子面临强拆，情势紧迫，该镇领导约李刚律师马上到当地去谈判。因李刚律师有其他案件在处理无法抽身，请李长青律师代为前往了解情况，协助当事人进行拆迁谈判。
李长青于当天下午5点多到达常州，6点半左右到了后谈村谈忠义家，谈家附近站着几十人。李长青进屋后，对方称谈判地点改在村委会，李长青表示质疑，录音记录显示，这时一位名叫周亚平（音）的人自称拆迁公司法定代表人，大声命令手下将李长青“带走”。
李长青说，被带到一个办公楼的会议室后，周亚平等人对他殴打、辱骂和威胁，他的手机也被摔坏，无法与外界联系。其间，还有三个人自称是李刚律师的委托人，要求李长青代退代理费，否则别想走。拘禁一直持续到大约晚上8点。
一位目击者报警后，两名警察来到现场，将李长青带到马杭派出所做笔录。笔录一直做到夜里12点。
暴力事件有预谋
昨天，记者与李刚律师取得了联系。李刚表示，他在常州市武进区代理了几十个案子，经核实并没有当事人向所里和他本人投诉、讨要律师费，且案件收费均合法合规没有问题。此案中，他的委托人谈忠义住在湖塘镇东升社区，今年2月接到拆迁办的拆迁通知，谈忠义家的农家院房屋面积近700平方米，但赔偿款只能拿到200多平方米的钱，谈忠义与政府签了补偿协议之后，发现该项目没有征地手续，于是打算委托李刚律师起诉镇政府。
据李刚律师说，此前与谈忠义同村的另一户就曾遭遇暴力拆迁，也有其他代理常州拆迁案件的律师遇到暴力形式的报复事件，他怀疑此事是“有预谋有策划的、用暴力手段实施对律师的打击和威胁”。他已经挨个向自己的委托人核实，并没有人在现场，因此肯定是有人冒充委托人以讨要代理费为由殴打李长青律师。
昨天记者通过常州市政府和常州市工商局主办的常州信用网查询发现，法定代表人为周亚平的拆迁公司名为常州市平安拆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万元，经营项目包括建筑物拆除、拆迁、吊装，设备拆除，基础设施工程、土石方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水利工程的施工等。
已向公安部反映
一名现场目击者证实，当晚看到李长青被人强行带走，随后报了警。常州武进区马杭派出所民警在接到报警后一个小时左右到了现场，并出具了一份接受警情处理回执单。
昨天，记者致电马杭派出所，欲根据接警编号查询案件办理情况，一名值班民警查询后表示，现在显示的仍是当天的接警记录，具体办理情况需要跟当天出警的民警核实，“有什么线索会及时和当事人联系的”。记者随后联系到当天出警处理此案的陈警官，对方称他只是在当天出警，如需了解案件详情，需要通过联系武进区公安局宣传部门。截至记者发稿时，武进区公安局宣传科的电话无人接听。
李长青说，事发后派出所只在8月30日让他去辨认了一下现场参与者的照片，他认出了当时自称叫周亚平的男子的照片，此后与警方再无联系。李刚律师表示，他们已向江苏省公安厅打黑办和公安部邮寄材料反映此事，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此案进行调查。
1.8亿张公交卡押金去向不明
省级政府被指不作为
昨日，来自北京、河南和江苏的3名律师，联名致信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国务院敦促各省级人民政府尽快根据《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第8条，出台公交IC卡押金管理办法，以保障公民知情权。此封建议信已通过中国邮政EMS寄出。
现状
1.8亿张公交卡押金巨大
自今年3月北京市民刘巍申请公开一卡通巨额押金去向后，福州、广州、厦门、南京、珠海、长沙、郑州等城市相继有市民申请公开或提起诉讼，引发广泛关注。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各地公交一卡通押金收取标准不一，10元至30元不等，总发行量已超1.8亿张，押金总额达18亿-54亿元之间。
据北京市交通部门统计，截至2011年5月，北京市已发放约4000万张公交一卡通，按每张卡20元押金计算，一卡通公司共收取8亿元押金。广州的羊城通公司公布的第三方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羊城通卡共发行935.25万张，收取押金2.039亿元。
质疑
省级政府被指“不作为”
2001年9月28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颁布《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其中第8条规定：“押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2012年上半年，北京的王宇律师、江苏的温丽华律师、河南的姬来松律师分别向公交卡发行量排名前列的北京、江苏和河南3个省级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上述政府均在法定期限给予答复，而且答复内容一致：“该政府信息未制作，不存在”。
3位律师又在百度搜索“公交IC卡押金管理办法”：前500个搜索结果中仅出现2个，即《抚顺市城市公交IC卡押金管理规定》和《厦门市“E通卡”预收资金管理办法》。
3名律师质疑，在公交IC卡押金的管理立法上，多个省级人民政府在10余年时间里“不作为”。这不仅侵犯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大大破坏了城市公交系统的公信力。
建议信写到，“公交卡的发行和使用本是一件利民的大好事，但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即便政协委员六度提案、市民申请信息公开，巨额押金及其利息去向，却始终未得到相关部门及时准确的答复。”
王宇律师认为，对于收取的公交卡押金，只能用于返还持卡人退卡时的资金支出，专款专用。若擅自挪作他用，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给用户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
对话
“涉及公众利益 不会遇阻退缩”
新京报：今年3月至今，你代理北京市民刘巍申请北京公交一卡通的信息公开，目前进展如何？
王宇(提交建议信的律师之一)：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及时透明的公开信息，目前已申请行政复议，并在北京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立案。同时，针对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至今不回复我们的信息公开申请，1个月前，我们已向西城区法院递交诉讼状，但至今仍等待立案。
新京报：目前，各地申请一卡通信息公开均不乐观，你们3位律师不怕碰壁？
王宇：任何事情都不是做一两次就能成功的。公交一卡通押金去向，涉及公众利益和公民知情权，我们不会遇阻就退缩放弃。只要有人肯坚持下去就有希望，最终推动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公开。
新京报：建议信直指我国多个省级政府“立法不作为”，有证据吗？
王宇：省级政府的“立法不作为”在给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中就可见一斑。2009年7月17日，浙江省温州市国资委对《关于取消公交IC卡押金的建议》的答复中提到：“收取一定押金的做法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但温州市政府不具备制定或核准押金管理办法的资格。不过由于我省一直没有出台这方面的政策，我市只能一直沿用原规定。”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2001年国家四部门颁布《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后，北京、广东、江苏、河南、浙江等多个省级人民政府，在11年时间里，均未按照该《办法》规定，制定省级IC卡押金的具体管理办法。因此，我们认为在公交IC卡押金监管方面，称这些省级人民政府“立法不作为”并不过分。
学校59名教师被解聘 局长妻子吃3年空饷仍然留校
“这次学校改革，一次解聘了59名老师，但没想到曾连续3年吃空饷的县教育局局长的老婆还能留在学校，我们却被解聘了。”昨日，（陕西）延长县二中33名教师签名向本站反映，他们认为，学校重新竞聘上岗存在很多不合理。
教师反映局长妻子有3年没来上班
延长县二中是所初中，2005年鼎盛时期，曾有4000余名学生。近年来，由于不少学生都考西安、延安的重点中学，该校如今只有1300余名学生。
昨日，延长二中一些教师介绍，为此县里决定将延长二中的205个教师编制减少到135个，要全校教师重新竞聘上岗，方案由延长县教育局批准实施。7月31日，进行了笔试，7月31日、8月1日，又进行了面试，目前已确定有59名教师被解聘。被解聘的教师需要自己到别的学校应聘。
“笔试的时候，考场秩序很混乱，有打小抄的，还有打电话的，很不公平。”有老师说，重新竞聘上岗的结果出来后，大家惊讶地发现，曾经连续好几年吃空饷的领导的妻子竟然竞聘成功了。
据老师们介绍，延长县教育局局长王军民的妻子刘某以前在延长二中图书馆当管理员，2008年8月至2011年8月长达3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上班，但每个月照常领工资，2011年8月才回到学校工作，如今也竞聘上了。
教师们表示，每个月发工资都会公示，这位领导的妻子名字一直都在其中。
教育局党委书记表示“不清楚”
昨日，记者和调研人员见到延长二中校长贺国治，他说：“目前确实已解聘了不少教师，让他们自己去别的学校应聘，如果应聘不上，县里会重新安排岗位，保证每个被解聘的教师都有岗位。目前，县里各所学校都正进行招聘。”
贺国治承认，在这次学校竞聘上岗考试中，确实存在一些作弊现象，近日重新看了笔试时的监控录像，查出几名作弊的教师，都已被解聘。记者提出看一下监控录像，贺国治表示：“不方便看。”
对于延长二中一些教师反映的“县教育局局长王军民妻子刘某吃空饷”的问题，贺国治承认刘某确为该校员工，但是否吃空饷，他说：“我不清楚，我刚调到这个学校不久，不了解情况。”
在延长县教育局，办公室人员称局长王军民到县政府开会去了。记者见到了延长县教育局党委书记李永吉。李永吉说：“我不清楚王局长老婆吃空饷的事情，你还是问他本人吧。”
揭开新型传销的神秘面纱
在中高档小区两三个人租一套房子，谎称跟缴纳“养老金”一样，由后来的人帮助先来的，即使拉不到下线也赔不了钱…… 7月16日6时，城阳警方组织400余名警力同时出击，一举端掉了一个打着“民间信资互助”的幌子从事非法传销的组织，抓获组织人员129人，捣毁70个传销窝点，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外地女来青举报传销
5月26日，城阳警方接到合肥王女士的报案，说是曾经骗取了她5万元的同乡马某最近一段时间在城阳出现，向警方进行求助。根据王女士所描述的，马某没有经营商品也没有任何的经营活动，最终警方判断这纯粹就是一个非法的传销组织。
城阳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民警黄永辉告诉记者，根据报案人所提供的一些线索，他们终于在德阳路和华城路附近的两个居民小区的住宅内发现了有人从事传销活动，“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根据我们排查的结果，通常都是几个人租住一套房子，最终我们查出了70个窝点。”
据黄永辉介绍，在摸排的过程中民警了解到，参与传销组织的不少人员已经打算购买前往连云港的火车票，准备离开青岛，与此同时警方的摸排也已经基本结束，于是趁着传销人员在离开青岛之前展开了行动，7月16日6时，在参与传销的人员还没睡醒之际，警方组织了400余名警力对70个传销窝点同时出击，最终抓获了传销组织人员129人，该组织最顶层人物金某也在行动中一并被抓获。
会费到账立马被分光
在对此案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 ，参与该传销组织的不少人员并没有认识到这其实就是非法传销。
据介绍，该传销组织所宣称的是一种被称为“民间信资互助”的传销方式，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信息和资金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制约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该组织自下而上分为6个级别，分别是发展层、三星、四星、五星1、五星2和五星3，每人最多可发展3名下线，当一个小组的人员下线满额后会整体升级，每当有新人(发展层)交入会费后，介绍人可以拿5000元，三星成员拿5000元，四星成员拿4000元，五星1拿8000元，五星2拿10000元，作为最高层的五星3则可以拿到18000元，这样5万元钱在到账之后便会立马被分光。
“他们把这种传销方式比喻成了养老金模式，谎称交的入会费现在帮助别人，以后团队人数不断增加，反过来帮助他们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黄永辉警官介绍说，传销组织人员正是以这种方式层层盘剥新入会人员。
新型传销更具欺骗性
传销组织设置了出局制、淘汰制等多种制度，作为最顶层的五星3人员在人员满额之后会自动出局，如果还想继续参与则必须从发展层做起，而当一个人员没有拉到下线时，在升级到四星之后会被淘汰，之前其所交的5万元入会费也能从提成当中全部拿回，“这样就给了人一种错觉，即使参加了组织拉不到人入会也不能赔钱。”黄永辉警官说。
据介绍，该组织与其他传销组织所不同的还有一点，新加入的人员并不会被限制人身自由，会任由他们在老家继续发展下线，而且这种被他们认为“赚钱”的投资也只会介绍给亲戚朋友，这样的成功率也就会更大，同样也更具有欺骗性，为了增加新人入会的成功率，他们甚至会谎称邀请某银行行长来给新人们讲课，并拿出多种编辑过的视听资料给新人看，谎称该模式是国家允许的。
据介绍，目前抓获的这129人当中，有73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还有14人取保候审，案件的总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500万元买副省长不是闹剧
500万元可以买什么？
可以买一辆超级跑车，也可以在北京四环边上买一套房，北京的王先生则打算替一个官至“辽宁省某厅长”的朋友买一个副省级职务。
但事与愿违，为帮两个朋友买官而为此垫付了600万元的王先生最终发现自己被骗并随即报案。
而随着案件的开庭，此事也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并引发了网友们热议，更有不少网友呼吁“一查到底”！
巨款买官被骗
“这不是清宫戏，也不是穿越剧，卖官鬻爵的事儿就这么赤裸裸地上演了。”
和网友“12345”一样，不少网友表示没想到自己经常在电视里或者书本上看到的买官卖官的故事在现实中就这么发生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要从5年前说起。
2007年，王先生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犯罪嫌疑人邹焰焰。邹焰焰多次表示，自己的朋友与高层领导是党校的同学，可以帮忙安排职务。
正好王先生有一个“厅长”朋友想要谋求一个副省级职位，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并约定王先生先付100万元给邹焰焰，事办成后再付400万元。
网友“丁祭佾舞”戏谑道：“乾隆39年官价：京官：郎中五品，银9600两，主事六品，银4620两；地方官：道员四品，银16400两，知府四品，银13300两，同知五品官，银6820两，知县七品官，银4620两。按当时一两银购买力折合现人民币200元计，买正厅相当于四品为328万元。副部为从三品，要500万元，大致合理，买家还略占便宜。”
但更多的网友则对此表示愤怒。“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愤怒之情！”网友“陈一福心情日记”写道。
2009年11月，王先生付了100万给邹焰焰，并在看过两份有关任命该“厅长”副省级职务的红头文件后将剩下的400万元付给邹焰焰。
在此期间，邹焰焰又提出可以把王先生的“副教授”朋友安排到公安系统担任政委，办事费300万元。王先生也同意了，并按照邹焰焰的要求，于2010年1月先付了100万元。
但邹焰焰并没有按约定把事情办成，于是，拿不到钱的王先生最终选择了报案，邹焰焰也被抓获。
网友“飞扬蒲公英”揶揄说：“也许有人付了1000万元，价高者得了。”
未果掮客落网
8月1日，邹焰焰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他承认收了600万元但否认诈骗。
“我也被刘军茂给骗了，我真的很无辜。”
邹焰焰说，他也是通过一个叫刘军茂的汽车修理厂老板办的事。“刘军茂说自己认识公安部的人，关系很硬，最容易办的就是人事升迁，而且时间快，用钱少。”
对于邹焰焰的说辞，有网友表示相信，认为邹焰焰和王先生其实是同样的角色，只是事情没有成功，区别只在于直接被骗和间接被骗。
“冰山一角啊，真的买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网友“老男孩”写道。
网友“李大春”更感叹“这已经说明买官卖官有中介了”！
网友“DoctorWei啥”则表示见怪不怪：“在北京的餐厅里起码两次遇见这样的人，邻桌侃侃而谈。上周跟谁谁打麻将，上上周跟谁谁谁一起钓鱼，没他不认识的，没啥不能办的。说三句吃一口菜，时不时的还加菜，共性的是旁边都坐了数量不等的表情一脸无奈稍带谄媚的男女老少。”
而对于王先生所表示的“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和‘厅长’、‘副教授’讲过帮他们办理升迁的事”一事，网友“bingge98153”写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据知情人分析，王先生打算一人扛了，把买官的朋友说出来没有意义，私下里怎么给钱也与本案无关。
有媒体评论道：这事即便王先生想一个人扛，纪检监察部门也不能坐视旁观。一旦王先生为朋友买官的事实认定，这两个花大钱“买官未遂”的“朋友”无异于正在“潜伏”的问题官员。从预防惩治腐败的角度来看，这怎么都不是一件可以随便扛的小事儿。
网友“0类文七”则对此表示怀疑：“他一人抗，能抗住么？”
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王先生的身份表示出了兴趣，希望能够了解“神秘”的王先生为何如此热心为他的“厅长”朋友买官。
“这名王先生极可能是一个掮客或者军师之类的角色，厅座出面活动风险巨大，所以搞个中间人四处活动，不想也是中了圈套。否则，这离奇的一切，怎么能给我们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有评论如此猜测。
应当一查到底
“该抓起来的不只是骗子邵焰焰。”网友“曹景行”写道。
事实上，网友们几乎一致认为，不论是受骗的王先生还是被代为买官的“厅长”、“副教授”都脱不了干系。而“厅长”的真实身份更是让网友们产生了浓厚兴趣。
“某……就不能公开？”网友“Lun哥哥”对为何没有公开“厅长”身份表示遗憾。
“一起人肉搜……目前骗子被抓，但厅长未被追究。”网友“萧山博士”呼吁人肉搜索王先生的“厅长”朋友，看他究竟是何许人。
网友们纷纷提出各种建议，网友“溪下曦阳”就建议检方“查手机记录，查人际关系网，查各种……这太容易查了吧”。
不少网友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买官厅长身上。“这个厅长也是买的吧。”网友“正宗ysmm8311”戏谑道。
网友“马进祥”则更进一步地提出疑问：“农民不会去买官。这笔买卖是体制内的人干的。买副省必为正厅。那他的正厅如何得来的？他手下提拔的处级是否也是？”
此外，还有网友指出，买官的钱到底是谁的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王先生自始至终都咬定钱是他出的，那两名朋友至今还蒙在鼓里。这世界，难得还有这么‘高风亮节’的人了？”
“应当查清楚这600万元是怎么来的。”网友“张民宏”建议。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或许这600万元正如王先生所说出自自己之手。
有评论指出：肯花500万元巨款为朋友买官，一旦买官成功，他所得到的回报恐怕远不止500万元。而且，很有可能连这500万元的买官钱也是“托朋友的福”赚得的巨款中的一部分，花钱为朋友买官不过是投桃报李之举而已。
因此，由于此案依旧疑点重重，不少网友呼吁纪检、反贪等部门顺藤摸瓜，一查到底。
事实上，政府对于买官卖官向来态度明确。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此前就曾强调，“要继续以最坚决的态度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大对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开展买官卖官问题专项整治，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眼保健操，有用还是有害？
专家表示，有保健作用，防治近视效果需验证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中称：“眼保健操残害中国青少年49年了……按摩毫无作用的穴位，做眼保健操无法改善视力，许多学生用脏手按摩导致红眼病、眼部感染等。”
眼保健操能不能防治近视？对眼睛有没有损害？青少年近视率为何持续上升？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学校师生。
眼保健操有用吗？
可缓解眼部疲劳，有保健作用；预防近视效果需验证
全国第一套眼保健操1963年由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体育教研室主任刘世铭自创。后经眼科专家改进，1982年由教育部等10部委向全国推广并延续至今。
2008年9月，北京市教委、市卫生局推出新版眼保健操，并在北京市近2000所中小学推广。北京市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段佳丽称，北京市疾控中心在石景山区300名中小学生中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试用追踪和效果评估。通过新、老眼保健操操作前后视力、脑力工作能力指数、眼血流速度等指标变化情况的追踪比较，新版眼保健操对改善学生视力、缓解眼部疲劳效果明显，各项指标优于旧版眼保健操。
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于刚教授。他说，眼保健操长期坚持做，可以促进眼周血液循环，缓解用眼疲劳，对眼睛有保护作用。他认为，通过眼保健操改善视力的说法有些绝对，但不能否认眼保健操的护眼作用。对于眼保健操不能一概打压，也不能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盲目推崇。
于刚指出，我国推广眼保健操近50年，至今没有一个多中心、大样本、缜密的对比研究观察结果，没有一个全方位科学的总结，所以眼保健操对于近视的预防治疗效果仍需进一步验证。
“近视是个多因素的问题，因近视发病率高就认为眼保健操无用，实在有失公允。”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柯碧莲表示，目前医学上对近视并无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做眼保健操能通过按摩眼周穴位，缓解因持续视近物导致的疲劳，从而起到辅助预防近视发展的作用。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陈跃国指出，近视眼的形成，主要是眼球变长、光线聚焦点位于视网膜前。眼保健操通过按摩穴位，对于缓解眼睛疲劳可能有作用，但不能阻止眼球变长，因此不能有效预防近视眼的形成与发展。目前，还没有学术数据表明眼保健操对于预防近视有作用。
眼保健操有害吗？
不会使角膜变形；为防手上细菌导致红眼病，新版取消“挤按睛明穴”
网文说，眼保健操手法不正确会导致角膜变形而影响视力；手部细菌易导致结膜炎（红眼病）等。
对于眼保健操可能导致角膜变形、损害眼睛的说法，于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陈跃国说，做眼保健操要注意动作正确，按摩眼眶不会造成眼睛损伤，但不建议按压眼球；红眼病是通过接触传染的，只要注意卫生就没有问题。
新眼保健操参与制定者、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眼科主任邱礼新介绍，“睛明穴”距眼球太近，为防止手上细菌污染眼睛或进入嘴里，新版眼保健操取消了“挤按睛明穴”和“干洗脸”；同时，上眼眶穴位较多，按压可调节眼部气血，而下眼眶的穴位不容易刮到，因此将“按揉太阳穴及轮刮眼眶”改为“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在清华附小读书的乐乐，是眼保健操的拥护者。“我做眼保健操之后觉得眼睛很舒服，才喜欢这么做，我还回家要求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做。”乐乐的父亲是高校教师，支持女儿做眼保健操，“我不能确定它对眼睛有多大好处，但肯定不至于有害。至于网上有人说会因此得眼病，应该是手不干净导致细菌进入了眼睛，这是客观因素，把手洗干净就行了。”
今年12岁的李彦莹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做眼保健操，现在视力很好。“我们班每天上午下午各做一次，觉得有效果，做完以后眼睛会比较舒服。”听网上说做眼保健操可能有风险，李彦莹说，“我打算好好看看新闻，如果有副作用，以后就不做了。”
青少年近视比例为何这么高？
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使用多；预防近视要多管齐下
统计表明，最近20年青少年近视比例不容乐观。2010—2011学年度，北京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62.99%，2010年9月入学的小学一年级新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已达39.1%，87.7%的高三学生视力不合格。
陈跃国强调，儿童近视高发，主要与用眼过度有关，特别是看电脑、电视，缺乏户外运动；也与城市高楼林立、视野范围缩窄有关。不应将眼保健操当作预防近视的灵丹妙药，还是要尽量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鼓励多做户外运动。
于刚说，近视眼发病年龄越来越小，近几年门诊经常会遇到四五岁的近视眼患者。我国青少年学业负担重，导致近视眼发病率持续走高。学生做眼保健操，眼睛会得到休息，疲劳的睫状肌也会得到暂时的放松，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眼保健操不应该受到非议。不过，于刚强调，教会孩子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才是治标又治本的方法。
卫生部：记者绿茶代尿误导公众 不利和谐医患
新京报讯 近日，有记者在石家庄男科医院博大医院化验时，用绿茶替代了尿液，随后医生称尿液检测出了炎症、霉菌和杂菌，记者被诊断出重度肾虚、前列腺炎、附睾炎，并被要求花费高额费用进行相关治疗。事件一经披露，引起广泛关注。
昨日，卫生部新闻办相关负责人回应，用绿茶替代尿液送检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茶水代尿送检5年前已有先例
卫生部新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2007年，有媒体用茶水在医院送“尿检”，结果显示有炎症。对此，卫生部当时做出了回应。“这次和2007年那次事件几乎一模一样。该说的话，2007年都说过了，那次的回应也表明了我们现在的态度。”
据了解，2007年有记者乔装成患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检测出茶水有炎症，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茶水发炎”事件。
仪器无法鉴定样本是否为尿液
时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当时对外表示，医疗机构的检验仪器，是针对有特别指向的检验品。比如尿检仪器，它没有鉴定样本是否为尿液的程序。让医院的尿检程序去检验茶水，无异于人为打乱了有具体运行环境设定的电脑程序。
毛群安当时说，大家相信该新闻策划的出发点也是希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但由于不了解医疗服务，结果事与愿违；卫生部组织专家研究认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是误导公众，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近日“绿茶代尿”事件披露后，还有媒体记者做了试验——将康师傅绿茶、啤酒、荷叶茶全部当做尿液送检，结果检查结果全部异常。
中华医学会检验学分会委员王录新介绍，尿液检测仪不具备鉴定样本是否确实为尿液的程序，如果放进仪器的是茶水，只要其中含有和与尿液相同或类似物质，仪器同样会自动辨别生成结果。
■ 反应
涉事医院被停业整顿
日前，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闫纯锴表示，自博大医院虚假治疗行为被央视曝光后，市卫生局已连夜对该医院进行了查封，目前正在对其违法行为进一步调查核实，并将依据有关法律对其进行处理。
“停业整顿无期限”
据悉，博大医院被曝光后，石家庄市政府联合市卫生局等部门，召开石家庄市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大会。会议决定，石市将以民营医疗机构为重点，对石市所有医疗机构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其间，将主要以医疗欺诈行为为检查重点内容，对欺诈患者的行为予以停业整顿处理，整改不力、屡教屡犯的机构将吊销其执业证书。
石家庄市卫生局党办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已经看到外界质疑“绿茶代尿”的消息，对此我们不做评论。对于博大医院的停业整顿，没有期限。只有完成整改并且验收合格后，才能开业。
“绿茶代尿是败笔”
尽管这位负责人不愿对“绿茶代尿”的做法做出评论，但在石家庄卫生局官网却挂着一篇《“绿茶代尿”令暗访留下遗憾》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报道揭露了那些披着正规医院外衣的医疗骗子的卑鄙行径，但暗访中“以绿茶代尿”却是明显的败笔。在针对专业性极强的医学领域的报道中，只有具备科学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才能帮助公众厘清真相。否则，不但无法推动问, 题的解决，甚至有可能加深医患误解的鸿沟。
石家庄博大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医院正在整改，目前不便接受采访。
河南省太康县19家粘土砖厂交钱“保命
时间：2012-7-28 21:27:51
核心提示：本网讯： 一份伪造的国家公文，在县政府的八个部门审批过程中一路绿灯，最后以会审会签的方式，批准保留了19家本应该在2008年就拆除的粘土砖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19家粘土砖厂以新型建筑材料的面目得以...
一份伪造的国家公文，在县政府的八个部门审批过程中一路绿灯，最后以会审会签的方式，批准保留了19家本应该在2008年就拆除的粘土砖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19家粘土砖厂以新型建筑材料的面目得以保留下来的背后，其实质是向当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交钱“保命”的交换，变相的红顶子下面开“黑店”。
那么，是谁伪造了国家公文？又是什么原因一路绿灯，八个部门审批一路绿灯的背后，究竟当地相关部门扮演了何种角色？本刊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平静的涡河在哭泣
2012年5月31日，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太康县，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金色的麦浪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起伏，还有一个星期左右，辛勤劳作的农民们就将迎来开镰收割的喜悦。然而，在该县的高贤乡涡庄村（音），记者却在这片美丽金色的麦浪中看到一块巨大的“伤疤”：一块有着40亩左右的晾坯场，上面晒满了实心粘土砖的砖坯，隔着一条马路，四周被金色麦田包围着的是一个占地30亩左右的粘土砖瓦窑，黑色的浓烟从老式的砖瓦窑里直冒天空，出窑的实心粘土砖还冒着热气。
在附近田野里劳作的村民告诉记者，这里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土地非常肥沃，基本上都是良田。这家粘土砖厂的老板姓徐，多年来一直就生产这种实心粘土砖，砖瓦窑所占用的土地和晾坯场以前都是秋收玉米夏收小麦的高产农田，现在被姓徐的老板租用办砖瓦窑厂了，租金多少他们并不清楚，生产粘土砖所用的土，都是从附近的涡河岸边挖掘来的。
在这家粘土砖厂晾坯场的旁边，就是涡河。记者站在河堤上看到，涡河的河堤上生长着茂密的杨树林，这些杨树林不但改变了涡河的生态环境，而且在防汛护堤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远离河道紧邻河堤的茂密的杨树林，却被这家砖瓦窑厂的徐姓老板砍伐了一大片，然后，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坑，这深坑中的土，都被徐姓老板取走造成了砖坯，烧制成了实心粘土砖。缓缓流淌的河水，两岸茂密的杨树林和青翠碧绿的草地，本是一幅优美的乡村画境，然而，护堤的杨树被肆意砍伐了，河堤遭到了破坏，河道犹如一块肆意被切割的豆腐，已经满目疮痍。
还是在涡河，顺着涡河大堤从一个叫万桥村的村庄西行一公里，大堤的旁边，一个实心粘土砖厂就隐藏在这里。记者看到，砖厂蓝色的大棚外，高似小山的土堆就堆放在麦田旁，蓝色大棚内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在现场，有几个人正在向窑门内拉砖坯，窑前摆放着几垛已经烧好的红砖，制砖机旁，有工人正围着砖机出刚做好的砖坯，大棚外一辆挖土机正把土往大制砖机旁推。宽阔的涡河大堤的河道内，平整的土地上生长着的小麦穗大籽粒饱满，麦田的里边，才是河道，但是，这家实心粘土砖厂把河道里麦田的土正一点一点挖走，记者目测，有5亩左右的麦田已经被挖成了大坑，宽阔的河道被粘土砖厂挖得千疮百孔。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家粘土砖厂打着治理河道的幌子，行的却是取河道内的土烧砖并毁坏河道的事实。
涡河，是淮河的第二大支流，淮北平原区河道。发源于河南省尉氏县，东南流经开封、通许、扶沟、太康、鹿邑和安徽省亳州、涡阳、蒙城，于怀远县城涡河口老元塘注入淮河。流经太康的涡河，哺育了太康县的140余万人口，被当地民众称之为“母亲河”，但是，流经太康的涡河，却因这些砖厂而被挖得千疮百孔，涡河周围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静静流淌的涡河又能向谁去哭诉？
其实，记者在太康县涡河岸边看到的这两家实心粘土砖厂，只是太康县得以保留下来的19家粘土砖厂的缩影。在该县各乡镇的旮旯角落里，或明或暗地存在类似或者更为严重的植被破坏，毁坏农田的粘土砖厂肆无忌惮地生产着。
实心粘土砖，俗称红砖，由于其生产破坏了耕地，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2004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等4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05年，国务院发出了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要求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后，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实”行动。那么，国家产业政策早已禁止的实心粘土砖为什么能在太康县生存呢？
一份假公文和八个部门的会审会签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这19家本应该在2008年就拆除的粘土砖厂至今仍然能在太康县得以保留，根源应该起源于一份造假公文。
2008年，周口市水务局下发了周水管[2008]16号文件。其内容是“周口市水务局关于S207郑留线鹿邑惠济河桥相关资料的复函”，然而，这份专门针对周口市公路局复函的周水管[2008]16号文件，到了太康县相关职能部门那里，却成了完全不同的内容。
这份同样是周口市水务局文件的“周水管[2008]16号文件”内容变成了“周口市水务局关于太康县周商运河侯庄至罗古洞段清淤的批复”。文称：太康县水利局，你局《关于周商运河侯庄至罗古洞段清淤的请示》（太水字【2008】44号）收愁（原文为“愁”字），经研究批复如下。一，周商运河系我市防洪排涝河道，侯庄至罗古洞段久未治理，河道淤积严重，行洪排道能力降低，为提高河道行洪标准，同意你局对该段2500米进行清淤治理……
错别字明显、表述明显错误的公文批复还冠冕堂皇地制定了清淤标准等。知情人士给记者提供了一份利用这份假公文，由太康县发改委、环保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住建局、工商局、安监局、水利局、国土资源局等八个局委的主要负责人，在“太康县治理整顿粘土砖瓦窑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会审会签表”上的签字。这份针对“宏飞新型建材公司”是否具备生产条件的会审会签表，八家代表当地政府治理粘土砖厂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签上了“经审查符合生产条件”的意见和自己的大名，并加盖了单位的公章。
就这样，一份假公文，加上八家职能部门的大印，使太康县19家粘土砖厂“死而复生”。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份伪造的周水管[2008]16号文件，和八个职能部门的会审会签文件的原件，在太康县国土资源局的档案室存放着，会审会签的具体日期为2010年11月，当时，是太康县的一名主管土地城建的副县长组织，现在，这名副县长已经得到重用，荣升为周口市下辖一个县级市的常委。
与之相矛盾的是，得到八个职能部门会审会签为合法化的粘土砖厂，却得到部分职能部门每年不断的罚款。比如，太康县国土资源局就以违法占地为由对每一家砖窑厂都进行过罚款，最多的一笔高达14万元，并且，砖窑厂与附近的村民签有占地协议，砖窑厂占地面积也与实际占地面积相差巨大。比如，河南省罚没收入统一票据，票据代码为410082001，批次为QY（2010），票号为0038838的票据显示：收款单位为国土局；缴款单位为毛庄镇长兴建材有限公司；违法事项一栏填写为违法占地；处罚依据是《土管法》第74条、76条，《土管法实施条例》第40条、42条；金额为壹拾叁万元整。
河南省发改委对这些新型建材的批复是用煤矸石做原料，生产煤矸石砖，但太康县没有煤矸石这种原料，所以只好生产成本低廉的实心粘土砖，这些粘土砖瓦窑厂被当地政府不断罚款后才能“合法”生存，拿钱才能保命，这也许才是太康县19家粘土砖瓦窑厂存在的真实原因。
是谁伪造了国家公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太康县23个乡镇中，这些实心粘土砖厂主要分布在毛庄乡、高贤乡、五里口乡、大许寨、独塘乡、符草楼乡、板桥乡等乡镇。这些厂家基本都是打着新型墙材的招牌，生产的却是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实心粘土砖，有的砖窑厂竟然将附近的耕地挖成100多亩的大坑，毁坏耕地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当地一个曾从事过新型建材的老板最后因亏损关门，他给记者分析说，因为当地老百姓建房受传统建材的影响，再加上当地政府对这些实心粘土砖厂的暗中推波助澜，不注重引导新型建材的使用，使国家早已禁止的实心粘土砖在太康县泛滥成灾。
那么，究竟是谁伪造了国家公文，太康县各职能部门对实心粘土砖一路绿灯的背后究竟有多少利益纠葛？通过太康县委宣传部联系太康县国土资源局说明记者的采访意图，记者来到太康县国土资源局，但是，在太康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一名叫刘娜的办事员对记者说，纪检书记李康民负责此事，但他在县里开会，无人能接受记者的采访。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太康县国土资源局信访股的郭股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但他告诉记者，所有的问题他都不清楚。随后，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希望就太康国土资源局存档的假公文、实心粘土砖厂的治理情况及国土资源局的罚款情况等问题作出正面解释，但直到记者发稿，太康县国土资源局未作出任何解释。
在太康县水利局，办公室的张姓主任告诉记者，伪造的假公文是从太康县国土资源局出来的，伪造公文的这个人已经交到纪检委了，八个职能部门会审会签的文件也在国土资源局，县水利局并不清楚这个文件，县里有砖瓦窑厂治理办公室，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峰牵头。太康县水利局水政大队陈姓大队长告诉记者，粘土砖厂在涡河的河道中取土，是砖厂在进行河道清淤，这方面有周口市水务局的相关文件，但在清淤的过程中发现目标不对，已经下达了责令停工通知，比如对万桥村西的那家砖厂，已经下达了两万元的处罚决定。
那么，太康县水利局将水利工程交给没有施工资质的砖窑厂来施工是否合法合规？太康县水利局和砖窑厂是否签有河道清淤施工合同及期限？为何一段河道清淤工程四年后砖窑厂仍在河道内取土烧砖？太康县水利局与砖窑厂既然是合作生产关系，是否有利益关系在里面？针对这些问题，太康县水利局并没有给记者作出明确的解释。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太康县这19家实心粘土砖厂专门成立了新型建材协会，协会的负责人就是宏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徐姓老板，伪造的国家公文和八个职能部门的会审会签或许与他有关。
太康县公安局法制室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记者提供的两份文号相同内容不同的公文来看，已经涉嫌伪造国家公文印章，达到立案标准。随后，记者以报案人的身份来到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进行了报案，究竟是谁伪造了国家公文私刻了印章，记者希望公安机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太康县每年这时候都会召开治理粘土砖瓦窑的联席会议，这种联席会议在太康县几乎每年都要召开，或许这一次不再会是雷声大雨点小。
此事件的发展，本内参将继续关注。
北京暴雨外乡人救多人 无资格住帐篷领药品
作者：佚名 来源：中顾法律网 点击数： 1940 更新时间：2012-07-26 09:59:12 导读：7月21日晚，租住在排水渠北侧出租房内的赵先生带领妻儿脱险后，又返回院子救出多名邻居，然而当村里的其他灾民都被安排住进北车营完全小学的救灾帐篷里。由于不是本村人，赵先生一家没能享受同样待遇，也无救灾物资可领，夜里只能借住在邻居的卡车里。... ,
在北京房山北车营村，年近四十的赵先生是个外乡人。他和妻子来自安徽，上世纪90年代到北车营村务工，至今已有将近20年。7月21日晚，租住在排水渠北侧出租房内的赵先生带领妻儿脱险后，又返回院子救出多名邻居，然而当村里的其他灾民都被安排住进北车营完全小学的救灾帐篷里。由于不是本村人，赵先生一家没能享受同样待遇，也无救灾物资可领，夜里只能借住在邻居的卡车里。
赵先生一家四口
张大姐身后就是一家四口曾经赖以栖身的小卡车。赵先生把两个孩子安置在驾驶室内，自己则和妻子睡在车斗里，“很热，蚊子又多，我们都一夜没合眼。”
一家四口曾经赖以栖身的小卡车。洪灾发生那晚，赵先生蹚着半人多深的浑水，一步一步返回院子，先后背出隔壁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和一位16岁的女孩。一个小时后，赵先生再度回到巷口，翻过院墙，帮助一名被困家中的邻居脱险。
赵先生晚上把两个孩子安置在驾驶室内，自己则和妻子睡在车斗里。对于赵先生一家的安置问题，北车营村党支部书记翟瑞生的解释是“前期救灾物资比较紧缺，需要先紧着本村人口”。他承诺当晚会及时解决赵先生一家的问题，不会让他们继续露宿。
7月25日，一支北京的民间志愿者团队前往北车营村救助灾民。
车队带来灾区最急需的饮水、被褥和药品。
张大姐告诉志愿者，她的老公在大雨那天拼死救出了六个人，家所有的东西都被水冲走了，目前在一辆被水冲下来的卡车上栖身。身上的衣服是昨天好心人送的。村里分东西，说因为她们是外地人，不管。志愿者问她想要什么?她捧着孩子的小脸给我看，说给孩子带点蚊香吧!蚊子多，孩子的脸都被咬肿了…
张大姐一家和另外三家外地人目前就被临时安置在这几间小平房里。门口满是泥泞，房间里潮气逼人，唯一觉得安心的是，他们现在有电用了。
法制日报:糾正“撤點並校”家長要有監督權
根據教育部7月23日公布的《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我國將通過專項規劃和督察,著力解決學校撤並帶來的路途變遠、交通隱患、班額過大等突出問題。征求意見將於8月6日結束(7月24日《新京報》)。
顯然,在校車事故多次發生之后,這個征求意見稿是對“撤點並校”引發的問題進行的糾正。2001年,在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適齡兒童少年減少、學校布局散亂的情況下,出台了《國務院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用意是合理規劃和調整學校布局。但這一決定在很多農村被盲目操作,讓孩子吃盡了苦頭。
據有關統計,“撤點並校”實施以來,農村小學數量10年間減少了52.1%。下降速度十分驚人。有調查顯示,撤校后學生上學距離平均增加了4.05公裡,住宿生平均年花費為1157.38元。這不僅大大增加了學生上學的時間成本、家長的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漫長的上學路上隱藏很多風險,比如校車事故。
校車條例的出台,將緩解“撤點並校”帶來的痛。但是,面對投入壓力以及偏遠地區的交通條件,僅僅出台校車條例是不夠的,還應該糾正不合理的“撤點並校”。從這個意見稿來看,的確不負眾望。譬如,“就近上學”有具體標准,已撤並學校有必要可恢復,還對班額超標、校車安全等問題進行了明確規定。
但在筆者看來,好的紙上規定隻能是好的設想,不等於好的結果。比如說,當初“撤點並校”的初衷是好的,但結果是很多地方變成“盲目撤並”、“粗暴撤並”。因此,這個意見稿要明確很多標准,更要明確監督主體。誰作為監督主體最合適?筆者認為不能是泛泛的“公眾”,也不能是監督意識有限的學生,而應該是當地的學生家長。
盡管征求意見稿指出,“多數學生家長反對或聽証會多數代表反對,不得強行撤並”,提到了學生家長,但瀏覽意見稿全文,並沒有把家長監督放在突出位置,沒有處處體現出家長監督的價值,即意見沒有賦予家長充分的監督權利,沒有給予家長充分的監督空間,這會影響意見的實施。
在偏遠農村地區,輿論監督往往鞭長莫及,幾乎是權力主導一切,這才造成“撤點並校”異化。要想避免“撤點並校”胡來,就需要強有力的監督主體。比如,規定農村學生上學單程不得超40分鐘,誰能用腳丈量路程和時間?已撤並學校能否恢復?誰最有發言權?顯然,隻有學生家長,而不是教育局長、校長。
賦權於社會上的監督主體,就能大大壓縮權力胡作非為的空間。譬如,無論是撤校還是恢復原狀,無論是走讀制還是寄宿制,都應該由家長代表組成的監督主體來投票決定。而且,不妨賦予家長一票否決的權利,因為即使個別孩子,他們的受教育權也應該得到保障。一票否決就在於保障少數人的權利。
同時,無論是已撤並學校有必要可恢復,還是治理班額超標等問題,都需要財力保障,但瀏覽這個意見稿全文,幾乎看不到財政投入方面的內容,這同樣讓人對意見的實施效果充滿憂慮。因此,筆者的建議是,這個意見稿至少要修改兩點:一是要賦權於家長來監督權力﹔二是要明確財政投入責任。
教育部門能以一種“意見”來糾正過去“決定”操作不當帶來的錯誤,這是一種進步﹔而且,這個意見稿與校車條例能無縫對接,同樣值得肯定。但還是那句老話,好的制度和措施要有好的執行力來保障,要用實踐結果來檢驗。當然了,這個意見稿還在征求意見中,在完善之前,還不能稱之為好的制度、好的措施。
杭州破获假冒“红双喜”体育器材案
价值超2000万
新华网浙江频道７月２４日电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获悉，杭州经侦部门民警近日破获一起制售假冒“红双喜”体育器材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２７名，查获一大批假冒的“红双喜”体育器材。
今年３月起公安部在全国范围而内部署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保护知识产权是重点。６月底，杭州警方根据线索发现杭州一些郊县有制售假冒“红双喜”等系列知名运动品牌窝点存在。在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缜密侦查，侦查民警基本摸清了杭州市富阳郊县的制假窝点，以及假“红双喜”商品的销售情况。 ７月１９日，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会同富阳市公安局组织２００余人进行集中打击收网行动。警方发现，在被查处的６个制假窝点大多十分隐蔽，其中一个制假窝点在一条泥泞小路尽头的两层楼房内，到达窝点必须经过一家小店。侦查民警虽多次靠近侦察，但仍然不能确定其制假的规模。一直到收网行动才发现这里的制假窝点面积足有７００多平方，包装箱及制假半成品和原材料堆积如山。 在行动中，警方一举捣毁涉嫌生产假冒伪劣“红双喜”商品窝点６个、标识喷涂窝点１个、涉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网店９家、涉嫌犯罪的团伙４个，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员２７名。现场缴获大量假冒“红双喜”体育器材和包装，初步估算涉案价值达２０００余万元。 此外，根据杭州警方的查获线索，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统一开展“收网”行动，均取得了较大战果。 一个贪官的“贿金体现价值论”
广西中医学院原院长王乃平语出惊人:有权有势才会有人送钱;送的钱越多,自己“价值”越高
庭审前,法警给王乃平打开手铐
王乃平在笔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什么是“价值”?广西中医学院原院长王乃平语出惊人:“哪个受贿者是因为太穷才受贿的?受贿固然可以使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体现所谓的‘价值’恐怕才是受贿的真正原因!因为有权有势,别人才会给你送钱;送的钱越多,自己的‘价值’才越高。”
他也曾错误地认为,自己在全国是小有名气的医学专家,而且对广西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个非常有“价值”的人,有关部门应该不会“动他”。于是,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提起公诉,5月16日,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广西中医学院原院长王乃平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万元。法院审理认定,王乃平在担任广西中医学院院长和正厅级调研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人民币170万元、澳元4万元、美金2万元及一套价值1.78万元的北京奥运纪念币。 侥幸:自认为作过贡献,有关部门应该不会“动他” 王乃平在广西中医学院当了11年院长、两年正厅级调研员,是学院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十多年来,院长的头衔让他“有机会”收受了不少贿赂,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为广西中医学院和广西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有关部门应该不会“动他”。 但是,自2007年广西中医学院下属制药厂原厂长甘某被停职审查后,王乃平的想法发生了改变。确切地说,是感到一丝担心,因为甘某原是学院办公室主任,在他的极力支持下,甘某才当上了制药厂厂长,为此,甘某先后送给他“感谢费”35万余元。 更让王乃平担心的是,甘某在被审查期间曾偷偷对他说:“查我实际上是为了查你。”之后,该学院几个相继“出事”的人也曾对王乃平说过,纪检机关、司法机关在调查他们问题的同时,都询问过与王乃平有关的事情。 王乃平变得敏感起来。他粗略算了一下,这些年自己收受的贿赂已经超过了百万元。这么多钱放在家里不安全,怎么办?他知道,有关部门查案除调查受贿者本人外,还要调查近亲属。他不敢把钱放在家里,也不敢存进银行,于是,他和妻子连夜把钱用箱子装好密封,送到了他自认为是最好的朋友张某家中。 两年多过去后,甘某被判了刑,王乃平仍然平安无事。他松了一口气,叫张某把装钱的箱子送回来,可张某总是推三阻四,后来干脆说箱子里没有那么多钱。见昔日最好的朋友变得如此贪婪,王乃平夫妇的心凉了半截。但这些钱毕竟见不得阳光,他们不敢大张旗鼓地找张某理论,只能忍气吞声、苦苦催要。最后,张某交给王乃平的妻子一本以她的名字开户的60万元人民币存折。 2009年7月,王乃平被免去院长职务,改任非领导职务——正厅级调研员。尽管级别、待遇都没有变,可王乃平还是品出了职务变动背后的玄机。但他始终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是广西最早从国外学成回国,并一直坚持在国内工作的医学博士,在全国也是小有名气的专家,就算没有做出惊人的事业,他对广西也是很有用的。 就是这种错误的“价值”判断,让王乃平尽管觉得危机四伏,却仍然不思悔改。 直到2011年5月30日,他被“双规”后才悔恨不已:“我低估了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 辉煌:“在多数人眼里,我是一个好院长好老师。” “在中医学院多数人的眼里,我是一个好院长、好老师。可是,这一切突然之间就坍塌了。昨天的好院长、好老师成, , 了阶下囚,他们是不是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接受调查初期,王乃平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交代问题,而是担心别人对他的看法。 王乃平曾经有过辉煌的经历。1978年恢复高考后,王乃平第一批考上了广西医学院(即现在的广西医科大学)。1983年10月,王乃平本科毕业后赴日本大阪大学留学,1988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大阪大学医学部第二药理教研室博士后工作站工作,是大阪大学第二药理研究室的客座研究员。1989年3月回国后,他在广西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任教。 当时,王乃平在广西可谓稀缺人才。作为“学而优则仕”的一个典型,王乃平在官场上也迅速崭露头角:回国半年后,担任广西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副主任,1992年8月任该校国际交流处处长,仅仅一年后升任副校长。 1998年,王乃平被提拔为广西中医学院院长,官至正厅级。那一年,他年仅45岁。 1999年初,王乃平经过充分调研,提出了“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走现代化的道路”的办学理念,明确了广西中医学院的发展方向,立志要做广西中医药界的“龙头老大”。他也曾烧起上任后的“三把火”,极大地提高了广西中医学院在全国的知名度。从那之后,广西中医学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教育部对广西高校教学水平进行评估,广西中医学院在广西率先获得优秀,王乃平个人的威望也达到了顶点。 作为一名医学教授,王乃平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他担任过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广西中医药学会会长等职务。主持和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着和主编教材6部,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专家”…… 谬论:“别人送的钱越多,自己的‘价值’越高。” 办案检察官问过王乃平一个问题:“你是正厅级领导干部,又是专家学者,生活水平比较高,为什么还要收受贿赂呢?” “为什么还要收受贿赂?”王乃平也这样反问自己,并开始总结自己堕落的原因。他说:“哪个受贿者是因为太穷才受贿的?受贿固然可以使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体现所谓的‘价值’恐怕才是受贿的真正原因!因为有权有势,别人才会给你送钱;送的钱越多,自己的‘价值’才越高。” 就是在这种错误的“贿金体现价值论”指引下,王乃平对行贿人来者不拒—— 海南药商李某长期在南宁经营。王乃平当上广西中医学院院长不久,李某就通过各种关系结识了王乃平,之后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逢年过节,他都邀请王乃平吃饭,然后送上一个大红包。他还让自己的老婆邀请王乃平的妻子携同亲友到海南旅游,不但包吃包住包玩,还送上5万元“零花钱”;知道王乃平的女儿在澳大利亚读书需要外币,主动送上澳元、美金;知道王乃平喜欢奥运会,马上弄来一套价值不菲的北京奥运纪念币。李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乃平不但是广西中医学院院长,还当过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职务高,人脉广。几年下来,王乃平共收受李某贿送的人民币64万元、澳元4万元、美金2万元和价值1.78万元的北京奥运纪念币一套。王乃平也通过与学院下属的几家医院领导打招呼,让李某在这几家医院牢牢站稳了脚跟。 2005年1月,广西中医学院下属制药厂竞争上岗,前文提到的甘某希望王乃平推荐他当厂长。王乃平知道事成之后有好处,不但大力支持,还亲自帮甘某修改演讲稿,为甘某赢得了不少选票。学院领导班子讨论甘某任命问题时,有不少职工反映他有经济问题,最后学院决定先让甘某担任副厂长,试用一年。可副厂长干了不到3个月,甘某就不满足了。他再次找到王乃平,于是,王乃平力排众议让甘某转正,当上了厂长。正如王乃平所想,甘某为报提携之恩,先后7次送给他35万元“感谢费”。两年后,甘某因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2006年,广西中医学院在南宁市仙湖区建设新校区。前文提到的张某为了拿到其中一个项目,拉上有实力的马某,希望马某接下这项工程,自己从中得些好处。马某知道她与王乃平的关系,遂封了张某一个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送给她20%的干股。 正在张某琢磨着如何向王乃平展开攻势时,王乃平的妻子想买一辆汽车,叫张某帮她“参考”一下买什么车好。张某知道王乃平的妻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与马某商量,由公司出钱,送给王乃平的妻子一辆价值25万元的丰田小轿车。 王乃平夫妇为了规避日后有关部门的调查,决定先用自己的银行卡刷卡支付车款,然后再向张某收取现金。没想到,他们卡里的钱差5万元,只有让张某刷卡支付剩余的5万元。王乃平没有想到,就是这5万元成为日后他被调查的突破口。送了汽车,马某觉得分量还不够,又分两次送给王乃平20万元。有了这一系列铺垫,马某终于拿下了这个工程。 忏悔:“金钱上有满足感,心理上却产生恐惧感。” 王乃平认为他堕落是受大环境的影响。他在忏悔时说:“当今社会诱惑实在太多,想抵挡这些诱惑确实不容易,像我这种意志不够坚定的人,很快就随波逐流了。” 在与办案检察官的一次谈话中,王乃平很自然地背诵起毛泽东同志的着名论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说明,王乃平对腐败问题还是有所认识的。只是由于错误的价值观和在所谓的大环境里意志薄弱,他最终被糖衣炮弹击倒。 经过教育,王乃平彻底醒悟了,他开始如实交代。交代完所有问题后,他觉得无比舒坦,经常做噩梦的他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他说:“对受贿者来说,因为这些钱不是光明正大得来的,既不敢大把大把地乱花,又不敢存进银行,还要担心万一哪天给查出来。在金钱上有满足感的同时,心理上却常常会产生恐惧感。我敢说没有几个受贿者能够坦坦荡荡地生活,没有几个能心安理得地一觉睡到大天亮……” 王乃平深深地忏悔:“所有这一切,根源都在我,都是我的贪婪使我失去了许多走向更多辉煌的机会。我辜负了党组织多年的培养,辜负了广西中医学院人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亲人和朋友对我的期待。” 反思:“受贿就是在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前途。” 我们在为王乃平扼腕痛惜的同时,, 不禁要问:学而优者是否必须“仕”?王乃平在任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期间,曾到当时的河池地区挂职地委副书记。他对办案检察官说,自己在学术上虽然颇有建树,却当不好行政领导。因为他意志不够坚定,不是做官的料,只适合做学问。 试想,如果当初王乃平不踏入仕途而是一门心思搞科研做学问,那么现在岂不是少了一个贪官?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如今,广西中医学院正在进行新校区二期工程建设,将来还会有三期甚至四期建设,这些项目规模之大是广西中医学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已经成为局外人的王乃平在看到学院辉煌前景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其中遍布的金钱陷阱。 作为一名“过来人”,他不无忧虑地寄语学院现任领导和将来的领导,千万不要再走他的老路:“受贿其实就是在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前途。在这场赌局里自己不会赢。一旦像我一样,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绝不会再收别人一分钱!” 王乃平是在以自己的教训告诫继任者,但又何尝不是在告诫所有手握权力的党员领导干部呢? 新闻出版总署公开征集“新闻敲诈”违法线索
新闻出版总署１９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新闻敲诈”、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违法线索。
记者１９日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自今年５月新闻出版总署等３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项行动以来，各级新闻出版行动执法部门成立了行动领导小组，组织联合工作组在煤炭、医疗、食品等事故多发行业和城郊、乡镇等案件高发地区集中开展执法检查，确立了一批重点督办案件正在侦查。这次专项行动的重点是：严厉打击假记者的非法采访活动，严肃查处“新闻敲诈”、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新闻违法活动。为进一步推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新闻出版总署向社会公开征集“新闻敲诈”、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违法线索，各单位或者个人凡遇到以记者采访、报道为名要挟索取利益的，要注意留存违法行为证据，并直接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中心举报，受理电话：１２３９０，０１０——６５２１２８７０，０１０——６５２１２７８７。 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根据群众举报线索，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严厉打击“新闻敲诈”高压氛围，实现有效遏制“新闻敲诈”等违法活动的目标，让违法者无处藏身。 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 悲恸摧毁夫妻身心
痛失独生子女，面临晚年困境——失独者，路在何方？
核心提示：育儿养老是我国的传统观念。然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年龄大都50岁开外，一直和唯一的子女快乐地生活，一场意外却夺走了孩子年轻的生命，而自己也很难再生养孩子。被称为“失独者”的他们，除了情感的煎熬，还要面临养老的窘迫，亟待社会更多关爱。
在很多父母的眼里，孩子一直是家庭生活的全部理由与希望，如果一场变故，使这样的理由与希望骤然化为乌有，会是怎样一种打击？
这种打击，显现在身体上，更显现在精神上。但若不了解他们，你就根本无法感受那种难以形容的绝望与心痛。
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聆听他们的故事与心声。
悲痛！整个心儿被掏空
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毫无生气，记者见到她时，着实吓了一跳，脑海中不自觉地跳出“心灰意冷”4个字。“你就叫我‘贤明之子’，这是我儿子的网名。”儿子去世已经1年，她依然还是无法走出痛苦，往事总是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在她脑海回放。
2011年7月25日，星期一。“贤明之子”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她突然接到儿子单位的电话，说他被送进医院了。儿子在杭州一家机关单位上班，每个周末都会回富阳的家，陪陪爸妈。“前一天还看他好好的。”“贤明之子”虽然着急，但没有往更坏的地方想。
赶到医院，医生的脸色很沉重，“贤明之子”才感到情况不妙。不幸很快降临，儿子当天就因突发心肌炎，抢救无效去世。
这曾经是一个普通而又幸福的小家庭。“贤明之子”和丈夫都是工人，因只有一个儿子，两人倾尽所有的精力和金钱培养他。儿子很争气，读书时，几乎年年是三好学生。2010年，他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杭州一家机关单位。本以为天伦之乐的生活有了保障，谁知儿子工作不到10个月，这个巨大的灾难却无情降临。
“就像天快塌下来，头发几乎一夜之间就白了。”这个54岁的中年女人虽然染成黄发，但仔细一看，头顶那一圈白色还是很刺眼。
儿子走了，她的心也像被掏空了。每个星期五晚上8时，她都会去自己家附近的514路公交车站，因为以前儿子每到周末就会坐这趟公交班车回家，她要等儿子回家。8:30，9:00，9:30……车来车往，却再也无法看到儿子的身影，丈夫要拉她回家，她就对着丈夫又打又骂。
原本不会喝酒的她，也开始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嘴里灌白酒。喝醉了，她便摔杯子、碗筷、桌子。数不清的夜晚，在她和丈夫抱头痛哭中悄然流逝。
每逢节日，很多亲戚朋友会打电话叫他们一起吃饭，“贤明之子”和丈夫却早就关机。
“别人是过节，我们是躲‘劫’。”她说，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地过节，心里就更不好受。
困扰！晚年寄托最忧心
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以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来推算，15岁至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40人/10万人，由此估计，目前我国每年15岁至30岁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这也意味每年约有7.6万个失独家庭出现。
显然，人生变故，疾病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交通事故等诸多意外。有调查称，目前我国的失独家庭已超过100万个，但具体多少，还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我省也是如此。不过，这个群体的日益增多，却是不争事实。
记者通过一个QQ群，接触一些省内的失独者。无一例外，他们接受采访的第一个要求，都是用网名，不用真名。
家在建德的“阿里人”，8年前丧夫，3年前丧子，母亲在得知外孙走了后，糖尿病发作被送进医院。今年50岁的“阿里人”在医院为母亲住院签字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孑然一身，以后连生病签字的亲人也没有，才发现自己撕心裂肺的痛楚，仅仅只是开始。
家在下沙的“尽了”，8年前，16岁的女儿去世。2008年，她终于说服自己再要一个孩子，和丈夫商量去街道计生部门办一个《再生证》。谁知工作人员一口一句“孩子死了”，使她的神经再度崩溃。更让她备受折磨的是，办《再生证》要10多个证明，证还没办下来，计生办就已隔三差五地打来电话询问“准备生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忌讳说这事，但总有些人不管你的感受。”“尽了”说，“就像是一次次将伤口撕开撒盐。”
家在杭州市区的“自然”，今年50岁。为减轻丧子的疼痛，他想方设法，想领养一个孩子，却四处碰壁。如今，他好不容易领养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又开始担心：孩子上学后，会不会因父母年纪大，被同学嘲笑？当孩子长大成人，自己和老婆已年近七旬，孩子能接受吗？还会孝顺他们吗？
记者和失独家庭长期接触发现，伤心之余，他们最担心养老。
在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对控制人口总量有特殊贡献。研究表明，计划生育使我国目前的人口规模缩减4亿，这意味着中国将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5年。
与之相应，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晚年，少子时代到来、生活成本提高让“育儿养老”的传统观念受到现实冲击。尤其是失独家庭，生活和精神支柱被撼动，而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缺乏针对性的政策帮扶，让安度晚年成为他们害怕提及的话题。
“孩子是父母的希望与保障，中国人更是把儿女看, , 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养老送终便成难解之题。“失独甚至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夫妻身心，家庭可能就瓦解。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生难免有意外，而他们就是其中的不幸者。”
企盼！受伤心灵需抚慰
2007年，人口计生委、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工作。
根据这一通知，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符合相应条件的，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和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随后，各地制定不同的扶助实施标准。宁波从2008年开始对这一群体进行补助，规定每人每月补助150元，待满60周岁以后，享受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对象仍发给每人每月150元，其他对象扶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60元。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失独家庭对这一政策并不知情，所以也就没有享受这一政策。“为什么没有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们？”一位失独者不解地说。
对于失独家庭最关心的养老问题，他们自己提出的建议是，希望建一所只容纳失独者的养老院，“在一般的养老院，子女在过年过节会把老人领回家，我们看到，心里肯定受不了。”一位失独者这样分析他们的动因。
对此，有专家认为，这种想法，愿望是好，却不大可行。失独群体虽然数量不小，但分布较散，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如果把这些群体集中在一起，表面看起来，这些人有共同的遭遇，比较容易互相理解和沟通。但事实上，彼此情绪的传染，更不利于失独者走出创伤。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则从政策层面给出建议。他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结合了当时的国情，主要是为了使人口发展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目前亟需做的是完善保障制度，“不论是对失独家庭还是丁克家庭，政府应当做的是建立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在人们因为政策限制或面临生育选择时，没有后顾之忧”。
有一项“社会应该怎么救助失独者？”的网络调查，或许能给人们更多的启发。调查显示，近八成网友认为应推行政府主导的失独者家庭社会保障机制，六成网友认为应放宽对失独者的领养条件，近五成网友认为应提高对失独者的养老保险投入，近四成网友认为应组织专业人员加强心理救助。
不管怎样，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已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伴随家庭规模缩小和子女相对减少，必须改变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对那些失独家庭，政府和社会更有责任及时采取措施，完善社会化养老和救助机制，合力帮助他们在社会的关爱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安度晚年。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内失独者名字皆为其网名。)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海涛：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分类指导，如果是经济能力较强的，可以重点在精神慰藉上予以帮助，比如开展心理辅导、义务巡诊、临终关怀等多元化服务。如果是经济上有困难的，应该加大扶助力度，保证他们老年衣食无忧。当他们需要入住养老院时，应当为其提供优先入院的机会。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让失独群体过上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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